饱蠹楼 072:就算在个体的生命里,感知到时代情绪也始终存在着时差。

东京奥运会究竟为何崩坏? @ 海边的西塞罗

但出人意料的是,被张艺谋视为噩梦的那种“集体导演”模式,没有在北京奥运会上呈现,却在东京奥运会那里上身了。

而类似的剧情,在东京奥运会时又再次上演了,这次绑架政府的巨无霸企业,是日本电通公司。

想象一下,假如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撂挑子了,你临时把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请来,说您赶紧给我们弄个开幕式,你觉得梅先生能被赶鸭子上架吗?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方案,最终被拿出来时,已经是2020年4月,当时新冠疫情已经爆发,东京奥运会已经在准备延期。而从MIKIKO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计划中的东京奥运会,场面是宏大的,节目精彩的,总体基调是欢快而充满现代感的,并不存在我们帮日本后来设想的“因为疫情,所以一定要‘物哀’”的思路。

从上层对MIKIKO方案的频繁插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坛目前正在流传的那种积弊:代议制民主赋予政治家权力的本来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协商完成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在日本眼下这些政客的操弄下,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换游戏——政客通过许诺私利获得支持,上台后就用自己的手上的公权力公器私用,报答当初的“天使投资人”,至于他们公器私用的结果会不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一点却是没人管的。

而就在佐佐木的“奥林pig”发酵时,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居然也光速辞职。

原因是森喜朗在有次开会的时候不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说“有很多女人参加的会议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个人举手你们就都想发言。” 到了7月22日,距离开幕式仅有一天时,接盘佐佐木宏任导演的小林贤太郎也因曾发表嘲讽犹太人大屠杀的言论而被辞退。

这样东京奥运会就在今年之内就完成了“辞职三连击”。


奖金最高,没有之一……HIPA哈姆丹国际摄影奖来了 @ 拍者

本届比赛暨12万美金的年度大奖由巴西的摄影师 Ary Bassous 获得,他敏锐地捕捉到 Juliana Ribeiro 医生在连续工作八小时,从隔离病房出来后的疲惫与无奈。画面中那张被口罩与隔离服勒出的深深印记的脸,也反映出新冠病毒吞噬人类世界的痛苦故事。

HIPA哈姆丹国际摄影奖由迪拜王储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在2011年创立。比赛面向全球摄影师开放,彰显迪拜对艺术、文化和创新的鼓励和支持。

该项奖每年都会设立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为“人性(Humanity)”,本届大赛评委 Gary Knight解释说: “比赛最重要的是摄影师捕捉到具有人文关怀的画面。”


我在庙里做代购 @ 娱乐硬糖

购物满300打九折,满3000打八五折。以香灰手串为例,价格最低的香灰瓷手串一条290,九折后261,代购每条能赚29块钱;稍贵一些的香灰琉璃手串则是380-390一条,代购的赚钱空间也不过几十块钱。

“我给朋友明确说了,帮她们代请没有代购费,不包邮收标签上的原价,赚个打折后几十块钱辛苦钱。有些专门做这个的代购是在原价基础上加个10块20块的,但是价格太透明了,加多了也没人买。”

结账拿货不算完,雍和宫手串之所以能得年轻人欢心,一方面手串颜值过硬,樱花粉、象牙白、海水蓝等青春化配色,完美适配“出片率”的需求。另一方面比起其他宗教文创,香灰手串有其独有的仪式——现场免费开光。

“虽然没利润,但代请法物是个招牌。”大哥表示,通过代请法物他才能与客人们结识,并提供更多其他服务,比如代拜。

与被疫情所困无法前往海外还愿所以找当地人代拜不同,大哥提供的本地代拜主打“专业性”。社交平台也有礼佛攻略,但大多停留在皮毛,比如每个殿供几支香,过门槛迈左还是右脚等。大哥告诉硬糖君,以雍和宫为例,几座大殿各不相同,上香时念什么经文、敬香的规矩、上供用哪几样贡品各不相同,只有大哥这样的资深宗教人士才能对这些规矩烂熟于心。

一些人相信,自己烧香拜佛没见成效,是因为方法不对,必须借助专业人士的专业流程方能达到最佳效果。


考古优酷:时间是历史的车轮,它只向前碾压和不断旋转 @ 乱翻书

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并购是一个高点,但是这个高点马上就隐含着一个低点,焉知非福。

组织如此,公司如此,人的事业发展,也都有类似的一个过程。以互联网的这个模式所成就的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人。这个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事实。

人是真正的最重要的资产,而人的意识、人的认知是资产当中的资产。所有的资本运作,所有的组织结构调整,所有的战略的变化,所有的赛道的跳转——如果你不能在这个大的判断下,重复地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把人的力量发挥出来,几乎是很难成功的。如果你总是有一个更高级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或者人才战略,把这群对的人留下来,其实事情总是能做对。

我经常说一句话,对的人把错的事情做对,错的人把对的事情做错。

局部层面的战争,本身还是一个商业竞争的自然结果。但是最大的战争,有一本书大家都知道的《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什么游戏是有限游戏,什么游戏是无限游戏?一个赛道上的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有限游戏,但是如果这个赛道三家长视频网站加起来的市值,总和还不够人家二分之一。

那你说我们这个游戏是赢了呢,还是输了呢?


那些被动过手脚的历史照片 @ 史学批评研究

原帖更牛叉。


灾难报道中,媒体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的不足 @ 传媒见闻

灾难报道中媒体鸡汤文本具有某些语用规律性和模式化特征,分析这些文本的句式和结构,可以辨识出如下一些语法:

1。直接以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说话,运用喊话式或对话式句式:“我们”对“你”、“我们”对“你们”,制造一种亲密的、无社会距离的、家国一体的表意方式。

2。集合概念和全称概念多,如:“我们”“你们”“他们”“同胞”“中国人”“亲人”“所有人”。这样的集合概念和全称命题暗含着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基础,将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悄然隐去,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生成情感动员的基础。

3。使用强烈的祈使句、排比句句式,频繁使用语气助词、感叹号,甚至连用两个至三个感叹号,煽情色彩浓烈。

4。用“祈祷”“祈福”这样的宗教性话语,开头框定“话题”,末尾“点燃蜡烛”是句法定式。通过这种语言句式,媒体制造一种祷告仪式空间。通过这种煽情的句式和语法,国家媒体俨然成为公众情感的代理人,以类似牧师或者心灵导师般的身份,来传递集体主义的情感和关爱。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修辞的包装下,以“家-国互释”为编码框架,媒体生产出大量辞藻华丽、感情澎湃的“鸡汤”文本。

如果说“心灵鸡汤”的弊端是消解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和专业性,灾难报道中的“心灵鸡汤”为害更甚,因为它们模糊新闻焦点,阻碍公共问责,甚至包庇罪责。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悼念和祈福罹难者和受害者,这是根植于人性中纯朴的善,发乎天性的怜悯和 “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它不需要人为去宣导、蛊惑、煽动。人类的理性和文明并非体现在这种生物性的善,而是理性的反思能力,即追求公共理性的善。当灾祸发生时,去追问“灾难或灾祸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或灾祸再次发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现。担当社会责任的公共媒体的重心不应是抒发对罹难者的悼念和对受害者的祈福,也不是引导公众集体抒情,而应当致力于探求和寻找真相。


咖啡馆百年破圈史 @ 启承资本

回顾咖啡行业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欧洲巴黎、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西雅图、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东京,在咖啡馆不断完成破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个新兴的咖啡品牌诞生的背后也伴随着新人群的崛起。

在时代巨变下,诞生了一类新人群—布尔乔亚。用现代的视角去定义,他们是有车、有房的有产市民。布尔乔亚有别于依靠特权的贵族和被困在农村社会的农民,尽享着工业革命和殖民地经济所带来的大盘红利,积极地参与新的文化和思潮。

美国的咖啡文化以雅痞群体的壮大为重要变化节点。在星巴克普及之前,美国人把咖啡视为一种大众化的功能性饮料,消费者用大罐子冲泡速溶咖啡,口味又淡又稀。当时的咖啡厅和蓝领文化也紧密相连,Coffeehouse成为了蓝领聚会的场所。民谣歌手鲍勃·迪伦也从此诞生,店铺的演出中唱起着“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one more cup of coffee before I go”。

他们最终发现比起追求刚需咖啡的白领男性消费者,高达六成的女性消费者都愿意支付高于Doutor两倍的价格购买星巴克的咖啡。这些愿意支付高价的女性人群便是日本新一代的女性职场白领。1985年日本《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通过国会可决,在1986年正式实施。法律的实施保障了女性进入职场的权利,更多的白领女性在企业内部担任行政以外的业务要职。传统的日式咖啡厅和Doutor咖啡厅的用户大多为男性,店铺颜色较暗,内部可以抽烟,以咖啡为主要商品。在男女平权运动下,进入职场的女性们需要自己的空间。


为啥印度的奥运奖牌那么少? @ 随水文存

印度这个国家,好多人还在为填饱肚子犯愁,搞体育花钱花力气不说,还耽误挣钱。对穷人来说,举杠铃有什么出息?搬砖赚钱不香嘛?更何况,在印度社会的观念里,“贵族”正是那些不需要流汗也不会被晒黑的人,这是写在种姓制度里面的。种姓越高的阶级,越是偏向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则是低贱的,有钱人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不香嘛?干嘛非要流臭汗搞体育?于是呢,搞体育在印度就成了个悖论——有条件搞体育的“贵族”往往不愿去碰体育这种要晒太阳要流汗的“脏活儿”;不介意搞体育的穷人却没有经济实力去脱产搞体育。培养一个职业运动员有多烧钱就不用我来说了,而且这玩意儿还属于高风险高投入低产出,除非你成为顶尖选手,否则很难回本。


相声演员阎鹤祥再就业:得考虑自个儿的生存 @ 南方周末

小学三四年级时,阎鑫报名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中小学生文艺比赛。他形容,自己的行为在学校师生眼里是“瞎扯淡”,此前那所小学从来没有走出过文艺特长生。比赛场地设在北海中学,阎鑫和搭档的同学进场后,看见其他小朋友都穿戴得漂亮精致,手里拿着小提琴、双簧管、单簧管等各种乐器。他俩什么都没带,就表演了一段双簧,剧本是阎鑫写的,讲做值日的趣事,竟拿了一等奖,阎鑫因此被保送到重点中学北京十三中。

进入德云社之后,阎鹤祥还要兼顾本职工作,在中国移动当网络工程师。在德云社里,极少有像他这样的“兼职”演员。在中国移动,也没有像他这样赚着外快的员工。那时候,阎鹤祥把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推迟到下午两点到三点,到点后,他便以吃午饭为理由骑着摩托车赶去德云社小剧场,匆匆忙忙换上大褂上台,说完一段相声后,再赶回单位。有一次,去哈尔滨的小剧场演出,结束已经是晚上十点,阎鹤祥第二天还要上班,那么晚已经没有飞机和火车回北京,他只能开车回去,1200公里的路程要开10个小时,途中还遇到了地震,一个大木墩子落在大路中央……

2018年,37岁的阎鹤祥开始自己说评书,讲《刘汉臣之死》——他确定郭麒麟短时间内不会回到相声的舞台,他得考虑自个儿的生存问题。用阎鹤祥的话说,说评书有“赌气”的成分。相声行业有个说法,“说单口的比说对口的强”,他想通过说评书证明自己的业务,以此来断绝那些“风言风语”:“阎鹤祥当年能当队长,是因为给大林捧哏,如果大林不说了,阎鹤祥就完了,这个人基本就废了。”


消失在生活里的80后,见证过一个时代的急速转向 @ 青年志Youthology

80后诞生于中国社会全新的节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伴随着他们长大的是蹿升的房价和经济,而互联网等科技革命也让这一代人经历了社会观念飞跃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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